补充道。
“根据我们的统计，土改前，边区驻地一带70％的土地，集中在占全农村人口不到10％的人手中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。
而占全农村人口80％以上的贫农，不仅要负责最为沉重的体力劳动，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，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。
土改后，边区驻地、延川、延长等县，绝大部分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，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被消灭。
至1938年年底，占全部人口80％～85％的贫农和中农，已经拥有了80％以上的土地，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。”
70％和10％。
陈先生等人哑然，接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华侨，岂能不知道这两组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，明末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土地高┴度集中，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，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，或者被迫四处流亡，社会生产日益萎缩。
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，咒水之难不远矣1，加上日本人的全面侵华，神州陆沉恐怕近在眼前，到时候他们都将是民族的罪人。
所以，边区的土地改革势在必行，不改，下场就是当亡国奴。
在众人思考期间，副部长继续对边区的各种政策进行讲解，增进双方的了解，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。
“七┴七事变全面爆发前，出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，我们及时对相关政策做了调整，将减租减息作为现阶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。
具体表现为，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方，确保分地农民的既得利益，禁止地主、富农的反攻倒算，保护隔命的成果。
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，停止没收地主、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，以减租减息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。
但我们也对地租做了限制，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，利息不得减到或者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。”
副部长把边区在土地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原因娓娓道来，没有任何隐瞒，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慰问团的好感。
陈先生微微点头，跟同伴们对视了几眼，随后又问了问边区对私营商业的看法，这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一点。
“西方经济学家说数字不会骗人，那我再说几组数据，诸位朋友都喝过洋墨水，可以自行思考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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