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直是闻所未闻。
不仅是吃空饷的人多了百分之五十，学士院、两省极其以上的高官，也从四十余人增至六十余人。
增长比例，也在百分之五十左右。
同样的，京朝官也从不到两千人，增至两千资三年一迁，武职五年一迁为标准，不限内外，不问劳逸。
此等考课，只会让官员失去进取心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
套用后世的话，遍数大宋，懒政者，比比皆是。
只要不做，就不会错，不出错，就能慢慢熬资历，排排队，分果果。
范仲淹提出的更易磨勘之法，以及重定荫子法，无疑是真知灼见。
然而，范仲淹的刀法不好，在蛋糕没有做大的情况下，简单粗暴的重定分配体系，严重的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。
惹怒了当朝最有权势的一批人，庆历新政，不失败才怪。
为了阻碍新政，既得利益者，一方面不遗余力的给改革派泼脏水，另一方面又极尽所能的排挤和打压变法派，分化、拉拢，各种手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好巧不巧，宋仁宗又不是那等意志坚定的人。
耳根子太软的宋仁宗，一看范仲淹等人聚而为朋，后而为党，哪还敢百分之一百的信任？
失去了皇帝的信任，范仲淹、杜衍、富弼、韩琦等庆历党重臣，先后被罢黜。
贾昌朝、章得象等保守党人，陆续上台执政。
保守党人一上台，立马就废除了庆历新政的各项政策，首当其冲的便是事关吏治的磨勘之法，以及荫子法。
随着庆历党人远离中枢，保守党的内部矛盾又重新凸显，很快就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之中。
此后，虽然富弼、韩琦等庆历党人也偶有起复，但起复之后的庆历党人，俨然失去了进取之心。
毕竟，敌人的势力太过强大，并且己方阵营中还有一个猪队友（天子）。
力量如此悬殊的争斗，哪有赢面？
当然。
庆历新政的失败，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。
起码在科举文教方面的改革，是被继承下去了，满朝诸公，也不是傻子。
继续抱着辞赋去考，科举制度只会越来越沮坏。
另外，几十年后的王安石也吸取了庆历新政的教训，没有继续去碰官僚体制。
这块，不能动。
谁动，谁死。
因此，王安石变法更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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